西方古代的思想家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人生意义问题，但他们根据自己对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人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的看法，也提出了各种关于人生意义的观点，也就是人生观，下面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区分为若干类型一一加以评述。
快乐主义人生观。人人都有物质欲望，其中最主要的是食欲和性欲，物质欲望的满足会给人带来快乐，但是，人的物质欲望是否应得到充分的满足，物质欲望的满足应有多大限制，却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中有一些思想家公开宣称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享受感官的快乐是正当的，而且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享受这种快乐。
伊壁鸠鲁
从古到今，有这种主张的思想家为数不少，我们称这种主张为快乐主义。古代最著名的快乐主义思想代表是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
“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乐，抽掉了爱情的快乐以及视觉与听觉的快乐，我就不知道我还怎么能够想象善”。在他看来，快乐是最主要的，智慧与文化的最后的根源就是快乐。
伊壁鸠鲁针对柏拉图主义的禁欲主义的长期禁锢，理直气壮地主张满足物质欲望的正当性，对于人学、哲学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无疑他的观点是片面的，过分夸大了感官快乐的作用。
伊壁鸠鲁
经过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的思想统治，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思想家也公开举起了快乐主义的旗帜。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在《秘密》一书中反对那种认为肉体上的爱情会玷污和浇灭纯粹精神上的高尚的爱情的观点，认为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今日巨大的声誉与光荣得归功于他对他的夫人的爱情。
他说正是这种性爱激活了他的昏昏欲睡的精神，焕发了大自然埋藏在他心灵中的智慧，使他朝气蓬勃、艰苦努力，才作出了卓越的成就。荷兰人文学者爱斯拉谟也认为大自然把情欲给予人，人就应顺应自然，就有权利享受这种情欲，情欲给人快乐，比理性更能消除人生的苦恼。他甚至颂扬人在情欲中的疯狂。爱斯拉谟的观点显然有些过分了。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人的物质欲望都抱肯定的态度，但强调用理性来加以适当的约束。例如爱尔维修认为“人是能够感觉肉体的快乐和痛苦的，因此他逃避后者，寻求前者。就是这种经常的逃避和寻求，我称之为自爱”。这就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所一致肯定的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这实际就是人的情欲。
爱尔维修
爱尔维修高度评价情欲的作用，认为它不仅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伟大的情欲可以产生出伟大的创造和伟大的人物，甚至创造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他不赞成不顾一切地放纵情欲。他认为情欲的满足需要一定的物质利益，因此，一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但他认为不能以个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要行为正直，就应当仅仅倾听和信任公共利益”。
前面提到的费尔巴哈的合理利己主义也持这种观点。他把理性、爱情和意志看成人的本质，这包含了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又主张以理性来控制物质欲望，使个人的情欲得到满足而又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但是在剥削制度条件下，在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合理利己主义很容易过渡到极端利己主义，快乐主义很容易转化成享乐主义，甚至纵欲主义。
在阶级社会中，公开主张、宣扬纵欲主义的思想家在历史上是很少的，但实践纵欲主义者在统治者中是非常普遍的，皇帝、国王、王公大臣、豪绅、阔佬穷奢极欲，纵情声色，腐化堕落，从古到今，不胜枚举。如何使快乐主义不致转化为享受主义、纵欲主义是一个时时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珀拉图
禁欲主义人生观。这种观点认为物质欲望的满足是坏事，应极力加以限制，使之减少到最低限度。禁欲主义往往同信仰主义联系在一起，许多宗教都要求限制物质欲望，甚至提倡苦行主义。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肉体和多种物质欲望是对灵魂的拖累，灵魂只有摆脱了这种拖累才能得到解脱，因此，物质欲望越少越好，越少越能净化灵魂。柏拉图也是古希腊禁欲主义的著名代表。
柏拉图完全同意上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进一步指出，正如社会区分为三种人：统治者、军人和生产者一样，一个人身上也区分为理性、意志和情欲；正如统治者把生产者统治好一样，一个人身上的理性就应把情欲节制好。
他认为一个人用理性把情欲节制好就是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人。他说，我认为“人的灵魂里面有一个较好的部分和一个较坏的部分，而所谓‘自己的主人’就是说较坏的一部分自然受较好的一部分控制。……但是当一个人由于坏的教养或者和坏人来往而使其中较好的同时也是较小的一部分受到较坏的也是较多的一部分的统治时，他便要受到谴责而被称为自己的奴隶和没有节制的人了”。
后世把没有肉体关系的恋爱叫做“柏拉图式的恋爱”，即精神恋爱。鼓吹禁欲主义的还有犬儒学派、斯多亚学派，而使禁欲主义取得统治地位的则是中世纪的教父哲学。
《圣经》鼓吹原罪说，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而这个原罪就来自男女的情欲，所以必须节制甚至禁绝情欲，人才能皈依上帝，重返天堂。中世纪的教父哲学更是把禁欲主义发展到高峰。教父哲学的著名代表奥古斯丁认为物质享受不是真正的幸福，只有爱上帝爱基督才是真正的幸福，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幸福。
这种幸福“决不是邪恶者所能得到的，只属于那些为爱你而敬重你、以你本身为快乐的人们”。这里的“你”指上帝或基督。另一个著名代表托马斯·阿奎那鼓吹世俗的理智和美德也是不可取的，达不到至善，“普遍的善只有在上帝身上才能找到。因此，除上帝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人幸福并满足他的一切愿望”。
禁欲主义在中世纪不仅是一种说教，而且是束缚、迫害教徒甚至教士的思想工具。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批驳了禁欲主义的理论与表现，如薄伽丘的《十日谈》对禁欲主义的残酷与虚伪作了无情的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批判，禁欲主义后来又遭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批判，因而除教会以外影响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