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映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把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了。作为电影，《东极岛》需要讲述一个更吸引人、更打动人的故事。
从“里斯本丸沉没”到“东极岛”，电影以岛上人的视角，引出了贯穿全片的一条主线：面对落难的英国战俘，救还是不救？救，是因为渔民世世代代有“海上有难，必救”的祖训，况且落水的还是“盟军”；不救，是因为日军残暴的威胁，渔民吴老大背上的伤痕以及渔民所说的“宗祠被烧毁”说明了大家此前的反抗和遭遇。
阿赑、阿荡是电影塑造的主要角色。兄弟俩是吴老大从海里救上来的，哥哥阿赑有一副好身手，正在筹备与阿花以及弟弟一起离开岛子去上海，不愿多管闲事；弟弟阿荡常和哥哥“对着干”，一出场就是去救人，强调“这是条活生生的生命”，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对于“救还是不救”“救一人还是救多人”的人性拷问，电影主要通过三段剧情进行了回答。
在电影的开头部分，弟弟不顾哥哥的反对，悄悄救下漂在海面上的英国战俘纽曼，哥哥无奈，只能四处行动，给弟弟兜底。在日军的残酷逼问下，吴老大与边家三口被杀。纽曼为了不再牵连大家，走了出来，和阿荡一起被押回船舱。
第二段，弟弟在船舱里目睹了骇人的景象，开始寻找出口，在船舱倾覆时遇险，幸而获得哥哥的搭救，之后又折返回去打开封住的舱门，在救人过程中，杀死了日本军官，也身中数弹。这里有一个镜头，哥哥将弟弟带回村后，把他的身体放平，与其并排躺在一起。这个特写也许是想告诉观众，哥哥被弟弟和其他渔民的遭遇所影响，开始了转变。
第三段是电影的高潮段落。哥哥得知了日军将要屠村以封锁消息的信息，手刃了岛上的日军，解绑了船只，并通知了渔民。之后，他再次潜入里斯本丸船内，先打开了三号舱，里面已经只剩浮尸，又打开二号舱，开辟了生的通道。此时，阿花带领渔民赶来救援。阿赑在拼尽全力连上救援的绳索后，沉入海中。电影虚拟了兄弟俩在海水里相遇的特写，与上一段中的镜头相呼应。
实际上，在电影开始不久，就能感觉到，创作者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别投射到兄弟二人身上，哥哥代表了功利主义，弟弟代表着理想主义。电影试图以这两种行为方式的拉扯，表现东极岛渔民群像的一体两面。
人们的价值取向总是处在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张力之中。前者以功效、利益作为判断价值和采取行动的标准，注重即时显性的效果，强调效用、价值、幸福的最大化；后者从信念和愿景出发，用完美、应然的评价标准，追求至真、至善、至美，往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两者都有各自的价值以及局限，过分强调功利主义，人可能成为“工具人”，进而走向平庸、空乏和茫然；过分强调理想情怀，则可能脱离实际，失去根基，行之不远。
那么，电影故事的讲述者更相信哪一面呢？应该说，电影前后是有些矛盾的。电影的大部分时间是以哥哥阿赑的视角展开的，前两段，他是为了救弟弟，第三段才是去救战俘，主要讲述了他的转变，也就意味着是以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为底色的。而在片尾处，阿花的旁白又和弟弟阿荡类似，她说，“生而为人，应该互相帮着点”。
基于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转变是电影常见的人物成长模式，比如，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在经历一些重大事件后，从只关注周围的人和事转而承担更大的责任。当然，也有不少文艺作品聚焦理想主义的探讨。比如，小说《沧浪之水》表现了“功利主义对人的强大牵引和负面改造”，其作者阎真认为：“人要活着，不可能没有功利主义。但我又不能承认功利主义的无限合法性。总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这就是良知”。在电影《无问西东》中，“只问自由，只问盛放，只问深情，只问初心，只问勇敢，无问西东”的台词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注脚。面对文艺作品呈现的理想主义底色，观众和读者可以从现实中短暂抽离，获得内心的滋养，以对抗现实对精神与意义世界的消解。正如文化社会学者阿诺德·豪塞尔所言：“一切艺术作品的目的都在于改善生活，是对生活的不足的一种补偿。我们要排解生糙的存在，艺术倒是有其十分可观的手段，哪怕是在片刻之中。”
在观影过程中，曾蹦出过一个想法，如果电影不讲哥哥阿赑的转变，而是讲弟弟阿荡的转变，故事走向会如何？会不会削弱剧情的戏剧性？
假设在前述第二段剧情中，在打开舱门救人的过程中，哥哥被日军杀害，弟弟阿荡同样会产生复仇的念头，这会不会影响他救人的纯粹性？失去了哥哥的保护，阿荡需要独自面对各种困难和问题，他做好准备了吗？阿荡的身手没有哥哥那么强，面对重重危险，仅凭一腔热忱，他能否达致救人的愿望？环境的变化将迫使阿荡做出改变。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将人本身当成目的，而非出于有用和必要。他必须在这份内核之外，裹上一层防卫的硬壳，少一些不计代价的执拗，多一点哥哥身上的实用性。此外，他还需要与同胞通力合作，让保长、陈先生、岛上的渔民们加入集体营救的行动。这样，既不会滑向个人英雄主义的爽剧剧情，也给渔民群像更多的关注，更贴合史实。
历史上，东极岛的渔民在自顾不暇的危险境地中，救助了384名英国战俘，展现了善良勇敢和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精神。参与当年营救的林阿根说：“我们渔民历来有个传统，发现有人落海，就要拼命相救。”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介绍说，“日军搜岛后，押走了381名战俘，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还有3名战俘被渔民藏在了岛上。这3个英国人在洞里藏了几天之后，当地的渔民和游击队为他们找来了医生和翻译，一路护送他们离开了东极岛。”而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他们的义举鲜为人知。这些显然难以用功利主义取向来解释。理想主义是脆弱的，它往往在保证安全和基本物质条件的前提下，才容易凸显。也正因如此，东极岛渔民的壮举更令人动容，更值得书写。
电影艺术有自己的逻辑，真实的事件未必是好的故事，因此需要创作者的创作，但改编的空间存在边界。关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著名剧作家刘和平认为，编剧的“虚构和想象必须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和历史文化的真实。在这个基础上，虚构的故事更能照亮历史，也能照亮现实。”对于东极岛的叙事而言，挪动和置换原有的底色，将得不偿失，保持真实事件中的精神内核与核心动机，于历史的缝隙中彰显人性的光芒，才是对血性的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