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的一位昆明同乡生活在美国，他说，现在回到家，面对的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但熊景明并不这么想。“城市的变化与你自己的意愿没什么关系，我还是很喜欢昆明，气候好，人忠厚，相比其他一些大地方，昆明还有小地方的感觉。”熊景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从香港回到昆明时，熊景明很容易遇到一些让她倍感亲切的小事。有一次她去市场买菜，看到一个人在掰玉米，问他怎么卖？那人回答：“你别买，今天的玉米老了，我是给餐馆掰的。”说话的口气，仿佛一个相识的街坊。
熊景明相信，“天下无乐土，自己建绿洲”，她邀约一些朋友，在昆明办起翠湖小讲堂，每两三周请一位学者讲述云南和昆明的历史。尽管1979年就搬去了香港，但在熊景明看来，在昆明办这些活动，比在香港容易。她经常想起居里夫人晚年对女儿说的一句话：“找出生活之中的美好之处来享有它，就相当于神佑一般的天赋。”熊景明感恩于父母给她的天赋。她的感恩，凝结在最近出版的家族史著作《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里。
熊景明近照。受访者供图
“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无穷的纷繁细节，那使人惊愕入迷；但更在于它所载事实之无可抗拒地流逝以至消失，那使人慨叹也无奈。是的，一切悲欢离合、风雷激荡都抵挡不了时间的推移，而过去的绝对无法重现，只能够存在记忆之中，此史书与回忆录之所以可贵。”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如是评价熊景明的写作。
熊景明退休前长期任职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收集当代中国民间历史档案著称，而她自己的写作，也从父母和长辈入手，生动记录了百余年来昆明人求索“何为现代”、定义“何为中国人”的孜孜努力。近日，围绕这本著作，南方周末记者对熊景明进行了专访。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到要发现自己”
昆明翠湖，熊景明书中的重要场景。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摄
南方周末：《长辈的故事》与你的上一本回忆录《家在云之南》相比，减去了你个人成长的部分，增加了三位祖辈的小传和他们的诗文选编，怎么看待这两本书的联系和区别？
熊景明：以我的写书的初衷来讲的话，就是1973年妈妈去世以后，我就特别想写一写她，因为我始终觉得我妈妈虽然说是个病人，41岁就躺在床上，躺了18年，但她有特别的品格，让她能够作为一个小家庭，甚至是大家族的核心人物。
所以我一直想写她，认真动笔是1997年才开始，写完妈妈以后，自自然然地就写爸爸。当时上班很忙，都是星期天抽点空来写一写。
我们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被中外学者视为中国研究的“麦加”，也成了收集当代中国国情、民情资料的著名机构。我们的收藏是一步一步开始的，收集第一手资料，因为不论你持什么观点，资料是最基本的，几乎囊括了内地所有的杂志，最多的时候收到两千多份杂志，然后又收集统计年鉴、地方志，然后是回忆录。
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涌现了一大批民间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内容非常精彩，因为那一代人他们经历了抗战，然后是不平静的和平年代，而且另外一个条件是电脑出现，因为有了电脑人人都可以写作，这些人到了差不多退休的年龄，也有这个工具，又有故事，所以他们就开始写。
这些著作涌现以后，我们当即想到要来收集民间历史，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收藏，民间历史写作也是我们去推动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之前推动农村研究一样。我们建了民间历史的网站，去收集和倡导。那个时候内地也有一些民间的组织机构去推动。
好了，你去叫别人写，那么你自己也要写对不对？“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我也要“请君入瓮”。后来《家在云之南》大概是写了6位长辈，《家在云之南》之外，写了14位。所以这两本书只不过是先写了6位，再写14位，然后就凑成一本《长辈的故事》，希望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写照。
这20位长辈，恰恰就是10位女性、10位男性，当然你写每一位的时候，也牵涉到周围不少的人，远远不止20个，它是一个很大的网络。
南方周末：怎么理解“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熊景明：我们能够留给子女的最大的财产，一个是根，一个是翅膀。翅膀是我们供你去读书，远走高飞，有了翅膀，海阔天空任你飞。但是你也要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知道你的父辈祖辈，这个根，就是长辈的故事。
人生在世，要有感恩之心，我们首先要感激的就是我们的长辈，并不是说一定要写个故事去出版，而是说在家庭里面，可以把长辈的人生经历传下来。
后来在阿那亚社区，他们有一个家史写作计划，我就觉得是蛮有意思的，这些本来不相识的邻里，突然之间大家的距离给拉近了，这个计划鼓励邻里都来写长辈的故事，然后他们就出一个小册子，在一个社区里传下去。
南方周末：把对母亲、父亲的追忆放在《长辈的故事》最前面，对曾祖父、祖父、外公的追述放在最后，这样的编排结构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熊景明：这个问题可以引申出我的一些下意识的想法。你写这个回忆录，肯定会牵涉到那个时代的大环境，和政治、经济、技术都有关，而更有关的是文化。我总是觉得，相对政治的跌宕，这些起起伏伏、弯弯拐拐的东西，文化才是更长远的。我的外婆、我的妈妈，我都觉得她们是中国文化的守护者。特别是我的妈妈，我一定把她放在第一。实际上我最要避免的就是讲大道理，希望将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像我的爸爸也是有他的独特之处，父母我是着墨最多，写得比较深入、细致、立体的。
到后来写到我的曾祖父、祖父、外公，他们这些人直接参与历史的进程和交替，参与到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他们是比较社会的人，我妈妈是比较家庭的人，区别就在这里。
南方周末：根据资料来记述、还原曾祖父、祖父、外公的人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父亲、母亲的脉络，从而更好地理解你自己吗？
熊景明：这套说辞就非常像我们读社会学、心理学时老师的说法，或者像我的女儿这些人，特别是去外国读书的，整天就是要理解自己，发现自己。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到要发现自己，自己有什么可发现的。
“爱国不必挂在嘴上”
1975年，熊景明的父亲在昆明翠湖南路。资料图
南方周末：这也是一个大时代里“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故事，昆明在书中是一个中心舞台，但这个舞台还延伸到祖辈求学的日本，父亲曾寄人篱下的上海，大舅生活的中国台湾，三舅和七姨妈生活的美国，你自己生活的中国香港，以及北大荒、新疆、甘肃、偏远的云南州县。人的流动性以一种残酷的方式体现出来，阔别之后往往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再见，甚至生死两隔。你怎么看待这些流动和离别在你身上留下的烙印？
熊景明：我其实非常希望年轻的读者能够通过这本书去了解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但是这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就讲分离这个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别愁离恨成追忆》，从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讲起来，你想她那个时候被流放到胡地，生了两个儿子，然后又回来了，就异地思念，一辈子见不着了。
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难以去体会，去想象这个分离是怎么一回事。我的女儿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是1997年，我送她去机场，觉得非常失落，等她给我打来电话，一听到声音整个人就安定了。那个时候电话费还很贵。
但是你想一想我的三舅，当时离开他的父母的时候，根本没有电话，怎么办？真是家书抵万金，那一封信漂洋过海不知道多少时间才能收到。后来有一阵子连外国的通信都不可以了。他对父母非常孝顺，对所有兄弟姐妹也很关照，等到困难时期，他自己是个工程师，也不是说多富裕，但是每个月都委托香港的朋友给我们寄来猪油和糖，那是救命的东西。一直到了1973年，离开28年以后才能够回到中国大陆，他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早就去世了，但是一直等到他回来了才安葬。
三舅去安葬骨灰的那天下雨，那个时候他快60岁了，捧着骨灰盒去爬山，雨哗啦哗啦下来，一路他脸上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捧着一路上去。现在的人真是很难体会了，一个视频马上就能见到。
南方周末：后来，你经常往返香港、昆明两地，你会感觉自己处在某种中间状态吗？因为昆明像一个伊甸园，无论是乡音、物候、沉重的亲情都属于那里。
熊景明：我进入香港那天就想好了，那天非常热，我就想将来退休以后，夏天一定要回到昆明。2007年退休以后，我还是会做一些事情，包括在中心继续负责民间历史的项目。现在夏天我在昆明越住越长，每年大概在昆明住五个月，在香港住七个月。“回香港”和“回昆明”，我都用“回”。我觉得两边都是家。我在昆明的时候，就会说我们香港怎么样，在香港我就说我们昆明怎么样。我可以做身份的切换，当然昆明话可以说得很标准，香港话就有口音。
南方周末：你谈到父亲和干爹黄湛讲起修筑滇缅公路时，很少从民族大义层面夸耀，而是讲一些遗闻逸事和探险经历，你怎么看待历史宏大叙事与个人视角之间的张力？
熊景明：我父亲他们这些人的爱国情怀是刻在骨子里的。后来看到黄湛的回忆录，看到我的曾祖父留下来的东西，我就知道很难再进入到那种深深的爱国情操。
你看黄湛的爸爸，那个时候在日本留学，很优秀，骑马，游泳，冈村宁次是他那时候的好朋友，日本侵华的时候，冈村宁次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中国战败是迟早的事，不如你现在就归顺，肯定还许诺了很多条件。然后他就给冈村宁次回信，说即便昆明被占领了，他也不会投降，要带领子侄、乡亲去哀牢山打游击，抗战至死。
他就是这样的，不是他一个人，他们那一辈人，包括我父亲他们这一辈人，都认为自己爱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必挂在嘴上，不必去说。滇缅公路是抗战时期的生命线，其中功果桥是黄湛设计的，我父亲是公路段的段长，实际上修这条公路艰苦卓绝，但父亲只是给我们讲他修路时遇到的土匪和野兽的奇闻。后来一到下雨天，父亲安坐室内，就有一种幸福感，因为做公路勘测的时候，风餐露宿遇上下雨是大麻烦。
“孝不是单方面的义务，而是亲情的黏合”
1946年，熊景明（右）被母亲抱着。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追溯“长辈的故事”，包含着对家和家族的温情。而在一种更激进的叙事里，似乎对家的反叛才意味着变革、进步。你怎么理解这其中存在的矛盾？
熊景明：我觉得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家比他个人还要重要。起码在我接触的中国人里，家和家庭的观念，确实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
南方周末：你是一个大孝女，12岁就开始做“一家之主”，照顾病榻上的母亲，你怎么看待“孝”文化？
熊景明：不仅是我，包括我的哥哥弟弟，在亲友看来，都是比较孝顺的。现在一旦回忆起父母在世时候的种种，我都非常后悔，应了那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后悔的是，那时候在读书、和工作上，自己都非常积极，我应该多在家陪陪妈妈。我觉得孝不是单方面的义务，而是亲情的黏合。
虽然现在看来，二十四孝的故事其中有些比较夸张，脱离了常识。但孝敬父母和长者，我觉得是中国文化中非常值得赞赏的一点。最近我看到有很多地方开了爱心食堂，对于80岁以上的人只收10块钱，甚至不要钱，这种敬老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我看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的一个访谈，他的爸爸妈妈留在中国大陆，他从香港去到美国，当被问到如果没有离开大陆，他会怎么样的时候，他的眼泪就下来了。他说如果没有离开，家里会多一个劳动力，爸爸妈妈就不会死那么早。
南方周末：书中非常重要的媒介是相片，你怎么看待这些照片，尤其是父亲的摄影作品的文献价值和情感功能？
熊景明：照片是铁证如山，让你看到了过去的历史，而且我父亲一开始用玻璃底片，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的家境不算差，但也不是那种大有钱人，他是一个拥抱新事物的人，能够舍得投资在摄影上面，这差不多是他毕生的一个挚爱。
那些照片非常生动活泼，比如有一张照片是三位女性和我哥哥在大观楼，没有一个人是看着镜头的。不过，有人通过这些照片来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这其实有一个蛮大的误区，因为有两个大条件，一个是昆明是大后方，那个时候是全国都在打仗，流离失所，到处都是家破人亡，在这样一个惨淡的大的场景中，昆明这些人偏安一隅，能够出去春游，有这样的闲暇。第二，像我妈妈她们，平时在家里就穿一个简单的旗袍，出去春游或是拍照，当然是精心打扮，所以那个照片呈现的不是她的日常，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展示。
小时候我们家有一张公用的书桌，大家都在上面做功课，书桌上有玻璃板，下面压着爸爸最珍惜的照片。其中两张照片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张是一个农村老太婆背着草，草比人高出很多，她就背着，很艰难地在走路。另外一张是两个卖炭的人，也是背着背篓，背篓里的炭堆得高高的。你看到他们当时的困苦，真是跃然纸上，所以我后来觉得这是一种培育怜悯之心的家庭教育。
南方周末：你期待你的晚辈像你写长辈的故事一样来讲述你的一生吗？
熊景明：我会对年轻人说，你们要写写长辈的故事，但是我绝不会对我女儿说，你要学学我。你所做的事情必须有一个内心的驱动力，要有冲动，才会写，这个社会一代和一代不同了，我和我母亲的那种关系，也许不可能在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中重新建立，重新找到。
南方周末：你会对同辈、后辈的故事产生同样的兴趣吗？会尝试理解、倾听和记录吗？
熊景明：你写一个人，不能只写这个人怎么好，对不对？也要把他写立体，这是中国人写传记一个可能有待改进的地方，我们为逝者讳。比如说写我爸爸有什么不是，祖父有什么不是，那是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如果我来写同辈的人，真的写了，和他朋友都没得做了，所以还是算了。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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