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这个词指的是一种运动，带着其自身的特性，概括出话语实践创始的特征。如果我们回归，那是出于一种遗漏，它是根本的、建构性的，而不是偶然或难以理解所导致的结果。
牛顿
实际上，创始的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注定要受制于它自身所产生的变形，这些变形展示了创始行为，从该行为中发展而来，同时也导致了该行为的分化与曲解。这种并非偶然的遗漏必须由某些精确的运作加以调控，这些运作可以在向着创始行为的回归中，得以定位、分析和化约。遗漏所设下的障碍并不是从外部添加的，而是从所探讨的话语实践当中兴起的，正是话语实践为它立下了法则。遗漏既是导致这障碍的起因，也是消除这障碍的手段，还要对妨碍回归创始行为的阻碍负责，只有通过回归才能得以解决。
此外，始终会有向着文本自身的回归，具体而言，是带着对那些在文本的缝隙、空白和缺席中体现出的东西的特别关注，回归一个原初的、不加修润的文本。我们回归那些空洞的空间，它们被遗漏所掩盖，被带有误导性的虚假的充足所隐匿。通过这些对某个根本的缺失的重新发现，我们发现两种独特的回应之间的那种来回的摇摆：“这一点已经谈到了—如果你知道怎么读，你肯定会看到的”；或者反过来说“不，这一点在文本的白纸黑字当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但它是通过这些言词表达出来的，是在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在那使它们相互分离的距离当中表达出来的”。
康托尔
随后的结论自然便是：这种回归，这种属于话语机制的回归，持续不断地将改变引进来；而向着文本的回归则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增补，并不会逐渐将自身固定在原初的话语状态（discursivity）上，并以某种终究算不上本质的修润形式折叠自身。相反，向着文本的回归是使话语实践发生转型的一种有效且必须的手段。考察伽利略的作品，也许将会改变我们关于历史的知识，但不会改变关于科学的知识，改变关于力学的科学的知识。而重新检视弗洛伊德或马克思的著作，就会转变我们对精神分析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这些回归的最后一点特征在于，它们往往进一步增强了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神秘莫测的关联。一篇文本之所以具有开创性的价值，恰恰因为它是一位特定的作者的作品，而我们的回归是受着这种知识限定的。如果重新发现了出自牛顿或康托尔（Cantor）之手的一篇先前不为人知的文本，也不会改变古典宇宙论或群论，充其量不过是会改变我们对它们的历史源起的理解。然而，如果我们发现了《精神分析概论》（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认识到这本书出自弗洛伊德之手，就不仅会改变我们的历史知识，而且会改变精神分析理论的领域，哪怕只是通过转换了重点或重心。这些回归作为话语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原创”作者与间接作者之间构成某种关系，它不同于把一篇普通文本与其直接作者联系起来的关系。
伽利略
有关话语实践之创始的这些观点，只是些极其粗略的说法，尤其是我在这种创始与科学的创建之间努力刻画的对立方面。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况且，也全无证据表明这两者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不管怎么说，我之所以要把这种对立提出来，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种“作者功能”在带有一个明确的署名的一部书或一系列文本的层面上就已足够复杂，而如果从较大的整体角度出发，比如一组作品或整个学科，来分析这种“作者功能”的话，那还具有其他一些决定因素。
